二． 社区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并经常带有深深的社会环境烙印。因而研究社区、认识社区，需要建立在社会大背景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社区生活跳动的脉搏和社区发展的前进方向。社区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涉及内容很多，大到社会层面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小到区域层面的区位特征、区域公共政策，无不是制约社区生活开展的重要因素。
1．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区发展的根本方向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是政府实施社会控制、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依托，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必定要以适应和服从社会制度为基本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开展的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建设。主要表现在：(1)社区建设是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的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大法——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并受宪法的保护；随着社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已经逐步被纳入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中。(2)社区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根本目标。(3)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城市社区建设直接相关的街道和居委会组织，则分别是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居民自治组织，分别间接和直接地代表着居民的根本利益。(4)社区建设中，人人有平等的参与和享受服务的权利，同时，在“社区是个家，大家爱护它”的精神倡导下，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共同建设温暖的社区大家庭，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健康、新型的道德风尚。
如果将目前蓬勃发展的社区建设事业与解放前的类似建设活动相比较，社会制度对社区建设发展方向的决定性更加一目了然。解放前中国局部地区也出现过乡村建设运动，然而由于当时的活动是在封建军阀的支持下进行，虽然主持建设活动的学者力求达到社会改良、人民发展的目的，但受当时军阀统治制度的根本制约，终告不了了之。
2． 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社区发展的水平
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而社区发展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生产力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社区发展的水平。
从大的方面讲，社区建设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物质文明层面，即设施建设；二是精神文明层面，即社区文化发展。显然，社区物质文明建设与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生产力水平越高，经济基础越雄厚，社区硬件水平越高，城乡社区设施建设的差异便是例证。同时，社区文化发展亦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思想意识发展受制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社会形态及其文化变迁的宏观角度看，农业社会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下孕育了封闭保守的小农思想；工业社会里空前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造就了竞争、开放、协作的思想观念；而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崇尚知识、鼓励创新、追求效率和速度又蔚然成风。从城乡社会关系的文化差异看，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契约性，塑造了理性的都市文化，而相对简单的农村经济关系和范围狭小、互动重复频繁的人际交往，使得乡村社会充满了家庭式的人情关怀。从城市文化的发展看，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也不断发生变化。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中国现代城市社会发育较早的地方，改革开放前，上海人城乡差异观念根深蒂固，上海方言中“乡下人”、“外地人”、“江北人”等称呼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一方面，上海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正是在这些人才流的推动下，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现代国际大都市迈进；另一方面，其他省市经济发展也得到快速发展，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因而，开放、务实、进取的上海人正在逐步转变对“乡下人”、“外地人”、“江北人”的看法，甚而这些称呼已常常被引为自谦语，反映了上海人心态向平和、客观评价方向发展的变化。浦东在上海人概念中的变化更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浦东开发之前，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随着浦东开发开放进程的推进，浦东房产蒸蒸日上，呈现出争做“浦东人”的发展态势。
3． 区域特征决定了社区结构发展的基本特征
社区是区域性社会，社区发展带有深深的区域特征。社区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文化构成、设施分布，甚至社区问题，都与所在区域地域发展密切相关。从城市比较看，不同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城市社区发展要求不同。例如，在上海特大型城市发展的快速推进中，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特殊的社会行政结构，即强化街道社会管理职能，完善居委会服务网络体系，适应了上海加强城市管理发展的需要，为上海社区建设的迅速崛起构筑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上海街道社区人口规模普遍较大，有的超过十几万，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城区人口的规模，这样庞大的人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实施管理整合的行政中心。正是由于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上海社区建设，包括硬件建设、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环境等，得到全面有序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这种模式未必可以简单适用于中小城市的社区建设。从城市内部地域分工看，不同的经济功能和历史背景的区域，社区发展的特征也不同。在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多，人员构成复杂，社区治安问题突出；在城市工业区，常常是工人新村林立，产业工人聚集，社区生态环境受到工业生产的威胁；在中心城区，商业发达，地价昂贵，社区公共空间相对较少，居民生活和行为受大都市文化影响深刻；在老城厢，如上海原南市区，保留的老街、窄巷、城隍庙等设施通常会成为社区的标志；而在新开发区，社区发展，尤其是硬件建设则通常会表现出良好的规划性和高起点。
4． 区域公共政策是引导和带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其他因素相比，这是引导社区发展的一个动态性因素，实际反映的是政府决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区域公共政策内容很多，包括财政、金融、产业、税收、资本资产等经济政策，劳动力使用、人才引进、干部配备等人事政策，公共设施建设、资源利用等公共政策，以及区域政策和社区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涉及到区域各种人、财、物资源的配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尤其社区政策的实施，更将直接规定了社区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从上海的情况看，解放初期，在“建成全国工业基地”的发展政策引导下，与工业生产配套的工人新村社区发展迅速；在当前朝着“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大量设施一流的高档住宅、高级别墅连片崛起，老式社区改造步伐加快，社区发展明显体现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进入19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公共政策更加重视社会发展，从1991年起，连续将为老服务、福利设施建设纳入市政府实事工程，社区建设得到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上海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社区建设的目标，如1996年城区工作会议上提出“到2000年，初步形成安定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并为建成配套设施齐全、环境舒适优雅、管理规范有序、保障功能完善的现代化社区奠定基础”①。2000年社区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了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党的领导有力、行政管理有序、各方广泛参与、人民安居乐达式业”②。上海社区建设正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阔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