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中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实现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城市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效率、水平、范围。自2011年以来，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政务改革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
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开展了三批试点城市的申报工作，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区、园和镇）达到277个，并推行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单项试点报批工作。仅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估计在4万亿元左右。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2014年3月，《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首次将智慧城市，与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列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其他金砖四国等的高度关注。2016年伊始，新型智慧城市的探索业已启动。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从中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的进程可以判断，大数据经济与“五化”融合，将可以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而催生出“智慧经济”。
2014年9月，印度从国家层面，提出创建100个智慧城市的行动计划。结合中国的经验，包括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不断的基础创新、跨界创新和适用性创新，不能固步自封、止步于概念和说辞创新。面向城市真需求，智慧城市才有生命力。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智慧城市的建设应优先着眼服务城市经济转型、城镇化矛盾预警防控、城市韧性增强、生态文明制度表征、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创新和市民服务的改善等。当前，以构建智慧化的体系，来感知、缓解城市问题、服务城市决策，是城市解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自上至下和自下至上双向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导相结合，是保障智慧城市实践成功的关键。加快扭转技术和产能先入为主，实施方案制约，甚至决定顶层设计的局面；加快国外经验学习引入，特别是融合创新思维与精细化智慧实践，端正不适宜的大平台、大中心的云思维与做法；加快面向城市真问题的基础性创新，引导信息化行业有效地服务于城市需求，而不是城市去适应技术和产能，尽快形成能够回应城市真问题、运营模式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快从智慧城市来，到智慧城市去的思维，不去包装概念，而是用概念下有的新兴技术、策略，来帮助城市做好情景反演，从而服务于智慧应用的选择。
结合中国智慧城市规划经验，提出对印度等金砖国家发展智慧城市的建议：
一、把握智城本质。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城市自我纠错和不断自主完善的持续性状态。广义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形象地讲，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能够自我感知、进行学习，并解决感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二、坚持跨界理念。跨界创新，将其作为今后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思维之一，已经具备条件。在智慧城市基础研究当中，注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别是公共管理、法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交通与车辆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设当中，注重各委办局等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协同和杠杆机制的形成，特别是强调“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大动作等；在智慧城市实际运营当中，注重从交叉需求导向出发，促进新型互联网和通讯产业应用的有效创新，从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提炼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精华，从落地建设政府职能的交联地带培育出面向刚性需求的有效应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自身的规律，构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维、技术、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进现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学性的提升。
三、顶层设计创新。从顶层设计出发，智慧城市必须是融合了“五化”的智慧创新复合体，从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到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等特征。因此，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制，在跨界创新思维的启示下，应当具备：懂城市（规律）、懂政府（职能）、懂信息化（技术）、懂产业经济（动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创新（促进有效落地和长效运营）。
四、坚持三条准线。金砖国家智慧城市事业的推进，应坚持三个思维的辩证结合：（1）国际新视角。在实施自身智慧城市创新的同时，应动态把握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开发思维、产业生态和协同创新策略等，充分借鉴和吸收经验、规避问题。与此同时，促进在非数据敏感领域的有效合作，促进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策略和技术创新；（2）真问题导向。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围绕城市问题开展智慧治理创新，提振智慧城市战略的治理魅力与作用；（3）智慧微应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维，对单项领域实施智慧创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点、接触面上创新，再逐步促进“信息孤岛”内核之间的互动融合，审慎、积极地推进智慧应用，补充城市空间思维短板，高效率地实现智慧城市在城市决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应用当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五、重在有效行动。金砖国家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结合对智慧城市升级发展的内在需要，围绕城市顶层设计，提出九条基本项目建议：（1）从城市细胞入手，着力发展智慧建筑与小区，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基础；（2）在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域）设置智慧城，推广产城融合概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孵化器，营造双创基地；（3）培育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参与，缓解智慧城市协同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4）加大人才创新力度，构建创业之城，建设“智城”，创新人才引进与居住配套的重大实施策略；（5）与建设进度相配套，加快编制一批技术导则、纲要和指南等，全面统筹城市的智慧化建设；（6）充分考虑城市边界、人口、产业等的复杂性，充分用好建设实施的有效要素资源，加快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的智慧化平台，并根据建设进度，逐步升级为城市运营综合平台；（7）对城市功能进行诊断分析并予以完善，实现规划信息化创新；（8）率先构建服务于城市决策的动态、可视化和量化的城市决策支持平台；（9）充分挖掘当地现有的开放资源数据优势与条件，构建全社会能够充分访问、查询、下载、调用和二次开发的智慧应用创新平台。
六、中印合作建议。中国和印度作为影响世界和区域的重要国家，都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坚持互助共赢的理念，建设性推进八个方面的合作：（1）行业智库先行，建立长效机制，牵引交流合作；（2）智慧产城融合，形成规模效应，构建经济引擎；（3）多元金融组合，配套政策激励，夯实合作根基；（4）深化部际合作，推行国际试点，构建创新引擎；（5）支持市场主体，合理开放领域，促进信息消费；（6）兼顾战略民生，开发适宜方案，实现智慧应用；（7）锁定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改善城镇功能；（8）服务区域治理，构建智慧网络，增强城市韧性。
